【云南影响】你对目前国内的电影现状怎么看？
　　尹丽川：我觉得现在很不错。我重新看国内的电影是从《卡拉是条狗》开始的。因为以前要么是很主流，挺没意思的，要么就是特别地下，混电影节的那种，这两种都不是特别正常。主流的有的可能也是国家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来推动促进的。而现在政策宽松了，也允许各种民间的投入，大家都重新处于一个比较公平的起点吧，就是你的片子能不能吸引人或者说一部分人。我并不觉得观众就是一切，但是我觉得部分观众肯定是一切。你必须为别人考虑，拍一个电影不是为自己做的，肯定要找出一种为别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讲述你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吕乐的《美人草》，我看了挺吃惊的，吕乐真是一个很好的导演。这个片子其实一开始宣传的时候我感觉很无聊，但后来我觉得他挺成功的，里面有一种挺浪漫主义的东西，能够打动别人，唤醒别人像初恋啊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一代的导演和新的导演比如说陆川等，都在希望做一种艺术与商业的融合，或者叫他妥协也好。也就是说，既表达一种理念，但这个方式又能够为常人所接受。我觉得这两者虽然很难同时达到，但其实不是矛盾的。以前影响过我的一些影片，像伯格曼的电影，按照我刚才那种标准好像就不能解释。但其实瑞典的那种整体的精神指向或者社会给人的那种感觉是允许那样去做的。中国要拍这样的片子也完全可以，只要是按照我们从小长大的那种经验和思维方式。比如说金基德的《春去春又来》试图说的是禅意这样的东西，虽然不主流，但是还是好看，因为他和我们从小生活的经验挺近的。商业和艺术的融合其实不是那么难做到，而且我也不觉得是妥协，而是到一定阶段你看问题或者做东西的时候就应该达到的一个标准。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纯艺术，尤其是电影这种大众艺术，我觉得他就不应该按那种所谓纯艺术的标准去做。用人来表现的人性的故事，能够复杂到哪儿去生涩到哪儿去呢？现在那种特别实验特别先锋的电影我自己确实是没什么兴趣；他在某一个阶段存在肯定是很有意义的，但现在我个人觉得挺没意思的。电影是人的艺术，为一部分人接受，为常人所接受是很自然的。我刚才说到伯格曼，其实对于西方人尤其是北欧或者说瑞典人来说，看他的电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那边气候寒冷，总是出哲学家，总是在思考，而且宗教的阴影也一直存在，所以他的电影符合他的内心，也很符合整体的氛围。但是我如果要拍这样的片子就是我特别做作了，因为我不会像他这样去思考问题。比如说金基德那样的就很自然，因为道家、禅家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他用他的经验和想象，他所受到的教育，他看待问题的观念把它表现出来。